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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把自己修炼好才会有市场,中国是歌剧发

来源:http://www.jianlongrealestate.com 作者:美高梅网址 时间:2019-09-23 23:37

“除了笑,戏剧可以给观众更多东西”

时间:2012年01月06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高艳鸽

  ■编剧应该对人类的境遇和本性尽可能生动地反映,并充满激情地描绘。

  ■戏剧的基因是编剧决定的,但是最终长成什么样是由它自己的成长过程决定的。

  ■在舞台上讲段子是饮鸩止渴的事情,对观众也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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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苏蓬合作话剧《有一种毒药》《报警者》剧照

  毫无疑问,和热钱拥挤的影视业相比,做戏剧是一件需要凭借理想去坚持的事情。然而戏剧舞台本身却有影像无法抵达的魅力,就如著名剧作家万方所说的,“被限制在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和两个小时内,这是戏剧的局限也是它的优势,它使你必须要有更强的力量、更大的压缩和更快的速度,这对编剧是个很有意思的挑战。”在戏剧市场日渐回暖的当下,应该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戏剧?戏剧编剧们的创作态度是什么?如何看待戏剧以及戏剧编剧的价值?这些话题均可以引发戏剧界人士不同角度的思考。

  “要相信自己写的东西”

  作为戏剧编剧,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万方看来,编剧首先应该是真诚的,“编剧是一个观察者、思想者,又希望自己的故事要感动观众,所以真诚很重要,要真诚地看待自己、身边的人和整个世界。”同时,她也认为编剧的写作技巧很重要,要能写好看的戏,因为戏剧是写给观众看的。从“能让观众收获什么”的角度考虑,她觉得作为编剧还应该对自己的内心和周围的人、事物怀着思考,对人类的境遇和本性尽可能生动地反映,并充满激情地描绘。

  作为编剧,史航对自己的要求是“为好的东西高兴,为坏的东西难过”,他认为编剧作为传递信息的人,要做良导体而不是不良导体。而作为编剧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他把编剧分为三种:“一种是大家都相信他但他什么都不信,有很多编剧都是这样的;第二种是他自己相信很多东西,但是没本事让人通过他来相信;第三种是大家相信他,他也相信大家,也能让大家通过他来相信一些事情,这类编剧值得尊敬,但是很少。”

  “创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相信的东西。”万方表示认同。她追问自己:“那我相信什么呢?生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相信世间所有的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由的,我的写作就是要寻找出他们的理由。我也希望我找到的理由,观众会认为‘原来是这样’,这样我就很满意了。”

  “我可能是一个想提出问题的编剧,一些问题总让我困惑,我会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万方说。她以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由她编剧的话剧《报警者》为例,“多年来我就想写一对视若仇敌的父子,这个人物关系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很奇怪为什么对这个话题一直不能释怀,后来我恍然大悟,我十几岁插队时看到的一种父亲对儿子极其粗暴的父子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放不下。”她通过这部戏的创作来思考亲人之间的关系:“我相信亲人之间都会有彼此痛恨的时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谁天生和父母是仇敌,但是爱不一定能换回爱,也可能换会恨。我愿意写得狠一点,把这种关系推到极致。”

  编剧要强势还是甘于弱势?

  如今中国编剧的整体生存环境并不乐观,这个职业多数时候是隐居幕后的,荣耀和光环属于导演和演员。作为一剧之本的作者,其权益却常常得不到保障,在整个作品的创作生产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突出表现在剧本可能会被二度创作的导演和其他相关人士删改得面目全非。

  对于这个问题,史航并不是特别在意,他说自己不是强势编剧,“我是双鱼座,双鱼座是什么特征呢?一缸水或者一杯水,我都能在里面游泳。我给你一个剧本,哪怕你删得只剩一半了,只要还能传递我的想法就ok。如果我因为这个跟导演较劲,就耽误了自己。”

  “我认为史航一定要强势起来。”万方说,她是个不甘于弱势的编剧,“原创是很难的工作,因为它是‘无中生有’的。剧本是编剧把它生出来的,编剧对它是最了解的。”而且在她看来,对于话剧来说,剧本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部戏是否好看,剧本的作用能起到80%以上。所以她觉得一个好本子如果能遇到一个和编剧想法一样的导演,“对编剧、制作团队和观众来说都是幸事。”

  那么,导演如何看待编剧的作用和位置?话剧导演苏蓬打了一个比喻:“剧本就像母亲生的一个儿子,但是母亲不一定是最了解儿子的人。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更了解他的人,比如配偶或红颜知己,或过命交心的朋友。但不管是谁,大家都是希望他更好。”换到话剧上,就是“导演、编剧、制作人,如果是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都是会为戏考虑的,只是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可能不一样。”

  所以他不认为一部戏最终呈现的就是编剧最初的剧本,“它的基因是编剧决定的,但是最终长成什么样是由它自己的成长过程决定的。”他相信一个好戏有自己的生命力和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对它的再创造。

  段子加段子不是戏

  近两年,爆笑和减压成为不少小剧场话剧的关键词,这些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话剧,以迎合部分年轻观众口味为目的,用一个个网络段子串成一部戏,美其名曰“通过搞笑为都市白领解压”。

  对此,万方认为,戏剧让观众笑,是应该的,但是仅仅以让观众笑作为做戏的目的,这是小瞧了戏剧的手段,因为戏剧可以给观众更多的东西。“什么是减压?哈哈一笑可以减压,但是听一场音乐会或者看一场让人流泪的话剧,也是一种减压。”她说。

  “就像好多奥拓串起来也变不了奥迪一样。”史航这样比喻用段子堆积成的爆笑剧。在他看来,段子加段子肯定不是戏,因为段子和段子之间是会冷场的。有很多创作者以一部话剧观众一共笑了多少次来作为衡量演出成功与否的标准,他认为这种“数字控”表现的是创作者的焦虑,“因为剧场一旦安静下来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他提醒创作者们想想观众,“他们把生命中的一两个小时交给你的一部戏,而你只是让他们笑。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第二天是否还能想起来自己为什么笑,并且不为此感到羞耻?”“在舞台上讲段子是饮鸩止渴的事情。”他说,“这种使用方式对段子是一种伤害,对观众也是一种伤害。”

  在万方看来,对于戏剧来说,来自观众的最有力的反应不是笑声而是寂静,因为只有寂静才是直达心灵的。作为导演,苏蓬也很迷恋一个剧场的安静,他甚至反感嘈杂和混乱,“如果观众在笑或者交谈,说明你的戏没把他们抓住”,他想达到的目的是引发观众思考,“即便他们能坐在那里思考一分钟或几秒钟,我就很幸福。”

  然而当艺术遭遇商业时,总会面临一些尴尬。著名戏剧制作人孙恒海说,外地的演出商在接洽一部戏时,都会问他一个相同的问题:“这戏好笑吗?”他不得不狡猾地回答他们:“这戏是悲喜剧。”所以,即便他也喜欢剧场的寂静,但是作为制作人,如果迷恋这种寂静,“民营剧团可能顶不住”。

  我们文艺家信奉的是对“真”的崇拜,这是艺术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你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一边冠冕堂皇说为社会作贡献,一边谋私利,这不是真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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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待过一个俄罗斯导演,我问他俄罗斯有没有政治和艺术之间的矛盾,他说:“当然有。”但为什么要排斥政治,为什么要排斥商业?没有政治埋单,没有商业埋单,你就要为庸俗埋单,你就要成为自恋者。作为文艺工作者,你个人修炼不好,没人看得起你,人家就不买票,人家就不买你的账。艺术家把自己修炼好,才有市场,甭管谁埋单,最好政治、商业都来埋单。所谓政治埋单,就是包括政府、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来买票看戏,进剧场,因为你的作品好。商业来埋单,当然就涉及经济利益。个人没有修炼好,一切都没法谈。在这个社会上,自己没修炼好,就得不到别人尊重。即便是兜里有钱了,但品格没修炼好,缺少文明素养,人家也会说你甭进来了,我们不缺你的钱。另外,年轻人也不欣赏你。所以,传承,得向老前辈们、向几千年的文明史去学习,提升自己,然后树立榜样,让年轻人愿意埋单,社会愿意埋单。

不知何年何月何人首先发明了这道名为乱炖的菜,讲究的乱炖形乱而神不乱,尽管食材种类繁多、五味杂陈,却不会出现两种食材的相克与排斥。这道菜对于专业的品尝师来说,会因为它没有统一、鲜明的风味而将它排除在名品之外,但对于广大食客而言,则由于它难以准确概括出其风格而津津乐道,百吃不厌。

捷杰耶夫喜欢徒手指挥,用手指的颤抖动作诠释音乐的细部 肖 一 摄

  (濮存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

由浙江省杭州市红星剧院制作、赖声川执导的《新暗恋桃花源》将话剧与越剧熔为一炉,把“暗恋”与“桃花源”两个不相干的戏剧故事嵌入一个戏剧框架结构中,从而诞生出戏中戏,舞台时空既有古代又有现代、当代及仙境穿越,使正剧、喜剧等迥异的风格乱炖于一锅,造就了独特之风味,不仅仅是探索,更重要的是开拓。该剧的创作有两点启示意义非凡。启示之一,表明了赖声川及该剧主创的演剧主张。这个主张同幻觉性舞台艺术的原则完全相反,公开地示意戏剧舞台的假定性,承认戏就是戏,不去刻意制造具有生活质感的幻觉、更不去一味追求所谓全剧风格之统一,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吸引观众、完成意向。恰似一锅乱炖,虽不存在统一之风格,却又并非没有风格,正剧、喜剧两种风格并驾齐驱就是该剧之风格。

  随着中俄联合制作的柴科夫斯基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于3月14日拉开2014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大幕,大剧院制作歌剧电影《图兰朵》于3月16日在京首映,并将于4月16日登陆全国院线。在指挥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进行密集联排、彩排和演出之余,2014年索契冬奥会旗手、指挥大师捷杰耶夫也出席了《图兰朵》的首映礼。这位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姐夫”的马林斯基剧院艺术总监,坚持津津有味地观看了大半场的电影,赞叹中国是歌剧发展最快的国家,并笑称:“我自己也有两个姐姐,所以我也有姐夫。”

  (记者董大汗、丁薇根据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中的发言整理。)

启示之二,摈弃削足适履。古老的戏曲艺术跨入当代之后,为了重新找回久违的繁盛、跟上时代的脚步,无数的创作者用他们的真诚和不懈的追求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尝试,采取了探索、造剧、话剧加唱、荒诞派手法等途径进行变革,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其中有一种创作倾向值得警惕,这就是话剧加唱。当代话剧加唱的创造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人怀疑这种创作的探索者的善良愿望和美好初衷,可随着剧目的增多和逐渐形成模式,人们发现这种创作是以抛弃戏曲艺术的本质精神为前提的,那种既不断流动又相对固定的舞台时空不见了,虚拟动作与重在抒发人物真情实感的戏曲表演荡然无存,切实地完成了削足适履。赖声川及该剧主创头脑清醒,虽然所做的是话剧与戏曲的“链接”,却不以毁损各自的本质特征为原则。剧中老陶出走桃花源的那场“行舟”就是最好的证明。4个水旗上下飞舞表示江水翻腾汹涌,老陶在水旗的陪伴下边唱边舞,既要显示行舟的状况又要抒发内心的情感,整场戏一气呵成,舞台上呈现出一幅美轮美奂的江上行舟的流动画卷。这便是戏曲虚拟表演的本质精神,即描景、抒情、写人浑然一体。既要描景状物、又要抒情写人,同时进行又同时完成,以至于无法分清哪些表演是状物、哪些表演是抒情,这是戏曲艺术对人类戏剧演出史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抛弃了这个本质精神,无论是越剧还是京剧乃至整个戏曲都将不复存在。

  中国观众对捷杰耶夫并不陌生,2007年国家大剧院开幕之际他就曾携《伊戈尔王》作为开幕歌剧演出,此后又多次携伦敦交响乐团等世界名团来华。这位出身音乐世家、获得圣彼得堡指挥学派真传的指挥家,其指挥风格雄壮有力,而且喜欢徒手指挥,用手指的颤抖动作诠释音乐的细部。忙是捷杰耶夫的主旋律,早知采访机会难得的媒体记者早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当然也不去计较某人磨场看电影久久不出来的“罪过”,拿下采访最重要。

然而,该剧并非尽善尽美,仍然存在一些不协调之感。不协调之一,剧中两个戏中戏的情节毫无关联,靠一个大框架外壳将两个戏囊括其中。倘若选取同样或类似的故事情节,都是表现恋人由于战乱而离散、苦恋多年才得以相见,那么,古人和今人便可以产生交流,探讨共同的话题,用不同的手段抒发类似的情感。

  记者: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首演时您提到希望邀请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演员到马林斯基剧院演出,这是一个设想还是已经有实质性的计划了?

不协调之二,演出中的舞台时空相互矛盾。戏曲的舞台时间观念是超脱的,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话剧则不然,要求情节的延续时间使观众感到与实际演出时间大体一致,至于时间的大幅度跨越则是在场与场的间歇中度过。《新暗恋桃花源》的“暗恋”中江滨柳和云之凡因战乱相遇一场,情节延续时间与实际演出时间大体一致,而后苦恋的40年则在场与场之间度过,最后相见的情节延续时间与演出时间基本一致。但在“行舟”一场中,老陶走了多远?用了多长时间?没有人追究,这正是戏曲艺术对待时空的超脱态度。一会儿是超脱,一会儿是近似生活;一会儿是虚拟的空间,一会儿是固定的空间。因而也就同时存在着两种艺术语言,两种艺术语言轮番运用,在一出戏中,显然不太协调。要想破解这个矛盾,就要将两个戏的演出统一于“诗化”原则之下。事实上,当前的话剧创作已经向“诗化”原则靠拢,话剧创作者中的一批有识之士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这个美学原则,并以创造意象为最高艺术标准。

  捷杰耶夫:马林斯基剧院2015年到2017年的演出季有这样的计划,包括此次演出的这些演员,可能会邀请他们去演出。这一次他们已经对这部歌剧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因此在下一个或者再下一个演出季,他们可以去马林斯基剧院,并可能会组成一个混合的阵容。

我衷心地希望这种探索的脚步走得更加坚实、走得更远。

  记者:除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有没有更多的计划?

  捷杰耶夫:我们对于当代中国作曲家很感兴趣,我们可能会有委约(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新歌剧,我们已经上演过盛宗亮的作品,将来可能会有进一步合作。我觉得,以委约的形式,不久之后就会有很多新作品出来,我会关注这些作品。我每年都来中国一两次,我们的交流也不那么困难。至于跟国家大剧院的合作,未来几部歌剧也在讨论当中。

  记者:谈谈这次在北京演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印象?

  捷杰耶夫:这部歌剧在圣彼得堡刚刚上演过,这一次我们带了7个俄罗斯演员过来。对他们来说,全新的元素是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中国组主演的合作。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还很年轻,是非常新鲜的血液。这部剧对管弦乐团的音质要求非常高,合作的每一场他们都有进步,甚至在后面的指挥上我还会有一些即兴想法。而且,歌剧的制作非常好。

  记者:这次《叶甫盖尼·奥涅金》从联排到演出,几乎一天两场的密度,对于指挥来说是相当辛苦的,您在马林斯基剧院有这样密度的工作吗?

  捷杰耶夫:从我一开始学习指挥的时候,我的父母、老师从没告诉过我这会是非常轻松的工作。指挥家站在指挥台上就高于其他的乐手,他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更多。对于大的歌剧院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有两组演员的时候。我并不想一开始就暂停排练来调整乐团,因为一开始有很多东西要关注和平衡,从第二次排练我开始纠正细节。两组演员一起演出很有趣,他们互相听、互相学习。俄罗斯的演员非常年轻,他们必须每天去听、去学习,不断通过相互观摩去学习怎样让声音在剧场中达到应有的效果。

  记者:对于国家大剧院这样的中国剧院第一次演俄罗斯歌剧,最重要的是什么?

  捷杰耶夫:我们知道世界歌剧的传统在意大利、德国甚至包括法国,他们的歌剧在300年前就非常流行。而俄罗斯歌剧在20世纪越来越受到欢迎。所以我毫不怀疑国家大剧院会有更多的俄罗斯歌剧被搬上舞台。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有超过20部俄罗斯歌剧被搬上舞台。我了解到,国家大剧院在过去6年积累了27部院藏歌剧,我相信在几年后就会达到50部。当然触角也会伸到不那么常见的歌剧当中,作为一家比较大的歌剧院,会涉及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马林斯基剧院来华演出过《阿依达》和《黑桃皇后》,再到2007年演出《伊戈尔王》、今年演《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么多年来,您对中国的观众有没有感受到哪些变化?

  捷杰耶夫:中国观众的确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去年来北京演过斯特拉文斯基的三场音乐会,之前还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之后我会带来普罗科菲耶夫。在这其中,我明显感觉到与中国观众交流的变化,他们对于音乐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对于中国观众我不想用成长来形容,我想说变化。在15年前,这里没有歌剧院,我们当时在北京的世纪剧院演出,那里和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还不能相提并论。我非常有信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听古典音乐。我们的观众群会越来越宽广,我期待中国的好消息。我本人是柴科夫斯基大赛的主席,因此我也希望更多中国优秀的大提琴家、钢琴家们来参赛。

  记者:您对中国这几年的歌剧发展怎么看?

  捷杰耶夫:我觉得中国是歌剧发展最快的国家。俄罗斯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每一次发布会都有很多俄罗斯记者,俄罗斯民众一定已经知道俄罗斯演员在中国演出《叶甫盖尼·奥涅金》。20多年前,中俄都有一样的现实,我们的经济文化都需要重建。如今我们的发展速度特别快,我很高兴看到两个国家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照顾到了文化。在过去几十年中,整个欧洲新建了多少歌剧院?恐怕寥寥无几。整个欧洲新建歌剧院都少于中国,这并不是制造业工程,而是文化艺术工程。经济的发展使得年轻人能够享受到艺术发展的成果。欧洲的发展势态很平缓,但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很快。我们希望每个国家都是向上的,但我们也看到在意大利和希腊,歌剧同行维持现在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

  场所新建带给文化发展以潜力。年轻一代对文化的接触真的能改变世界。我们不是看单一的一个艺术家,而是看整个人群。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好的场馆,但如何运作这些场馆很关键。如果只是想卖票的话,那会很糟糕;但如果还有配套的教育项目的话,则将会非常有意义。

  记者: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经验或体会?

  捷杰耶夫:在马林斯基剧院,我们有很好的教育项目,不仅是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孩子,甚至还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行10个小时过来的儿童。他们会加入童声合唱团,这非常容易,不需要乐器,只需要用声音就可以。在六七年时间中,他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在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上,我指挥了1000多个俄罗斯孩子合唱,他们来自俄罗斯各个地方,而且是不同的民族。其中有两个孩子是被临时拉上舞台的,我告诉他们没关系,跟着做就可以。对于我来说,指挥是我的常规工作,但对孩子们来说可能是一生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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